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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软件三十年:烟尘隐入,夹缝重生

2022-12-24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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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4年,比尔·盖茨第一次访问中国。



访华目的,是为了推动即将发布的Windows 95在中国落地。39岁的盖茨衣着朴素,仅带一名同事,但他此时已是全球首富,因此接待规格极高,不仅见了王选、求伯君、王志东等人,还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接见。



在1994年,中国软件产业已起步10年。金山、用友、东软在1990年前后相继成立,WPS等中文软件在90年代风靡市场,像求伯君这样的第一代程序员以“软件英雄”的身份始开始登上历史舞台,他们对于盖茨的访华既兴奋,又警惕。


微软入华带来的压迫感满满,但毕竟胜负未分,媒体免不了胡思乱想:谁会成为中国的比尔·盖茨?


第二年,Win95取得了巨大成功,盖茨休了一个长假,跟新婚一年多的梅琳达·盖茨来到中国,还顺带捎上了巴菲特。第二次访华仍然得到了领导的接见,后者得知盖茨将要去游览三峡时,当场就吟了一首诗给他壮行:李白的《早发白帝城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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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尔和梅琳达·盖茨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,1995年


从94年到99年,盖茨几乎年年来中国。在广州,前来围观他的人挤破了酒店大门;在上海,他在复旦和交大跟学生谈笑风生;在深圳,他见了柳传志、张瑞敏和段永平;在清华,一脸稚气的学生问:我今年19岁,怎样才能像你一样成功?


想跟盖茨一样成功的不光有学生,还有各路软件公司创始人们。


90年代信息化大潮席卷全国,大批软件公司乘风而起。既有金山、用友、金蝶、速达这些做通用软件的公司,也有垂直行业信息化的公司,如恒生(金融)、宝信(钢铁)、广联达(建筑)、讯飞(语音)、航信(税务),甚至卖正版软件的联邦也都拿到了IDG的投资。


但30年过去了,他们仍然没能抵达应许之地——集成商们在价格战的泥潭里抢单子、工程师们被甲方当施工队呼来喝去、无数从业人员逃离去了游戏和互联网。到2022年,中国最大的软件公司(金山)市值只有微软的0.8%。


同样在这30年里,中国人见证了比尔·盖茨一次次访华,见证了他最终成为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」,也见证了他的退休交班、裸捐慈善和晚节不保。昔日的天才少年变成了白发苍苍的的老人,留下了一个年收入2000亿美金、市值2万亿美金的帝国。


而在微软之外,海外软件巨头更是“琳琅满目”:传统软件时代有Oracle、SAP、VMware、Infosys、Adobe、Symantec等;云计算和SaaS时代则有Salesforce、Workday、Slack、Figma、Zoom等;而如Notion、Calendly、Zendesk、Twilio等start-up独角兽更是比比皆是。


所以问题来了:中国软件行业奋斗30年,为何差距跟90年代相比没缩小,反而扩大了?



01、垦荒:在盐碱地里种植水稻


一个冷知识:盖茨访华多达十几次,微软在中国的政府关系能力令其他外企望尘莫及,那中国区收入占微软全球比例是多少?答案可能出乎所有人意料:仅有1.2%。


相比之下,乔布斯毕生没有来过中国,但苹果中国区收入占比高达21%,上游零配件和制造产能更是遍布内地。由此可见,不同的市场的不同特性,会造就截然不同的结果。一个人——即便他是盖茨——固然要自我奋斗,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。


海外巨头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,而后来的事实表明,本土的比尔盖茨们似乎也没能摘得桃子,这反映了一个事实:中国本土的软件市场,可能存在着一些先天性的障碍。但倒回到90年代前叶,软件英雄们仍处于豪情万丈,充满憧憬的阶段。


1989年9月,拥有122,000行代码的WPS在深圳蔡屋围酒店501房间横空出世,第二年这款文字处理软件狂卖3万套,收入6600万元。1991年,雷军加盟了偶像求伯君的金山,第二年他在报纸上登广告招聘,广告词只有一句[7]:


求伯君的今天,就是我们的明天。


雷军加入金山不光因为求伯君,还因为看了《硅谷之火》里的一段话:历史已经验证,随着时间的推移,人们购买软件就如同购买计算机本身一样正常。由于软件的经营比硬件更容易启动,而且更容易赢利,销售软件正在成为一项规模庞大的经营活动。


金山是中国软件行业的标杆,也是行业历史的缩影:早期的风光之后,金山到了1995年便遇到了问题,盘古组件开发失败,WPS兼容Word导致客户流失,内部戏称“前有微软,后有盗版”。到1999年,雷军就给行业盖棺定论了[7]:


传统软件会像恐龙一样消失。


是盗版可怕?还是微软更可怕?恐怕都不是。首要敌人是企业对信息化的认识几乎为零,根本没有需求。管理软件领域流传一个段子,一名销售跟一位民企老板推荐ERP软件,称能实现市场、财务、制造等流程的打通。老板愕然道:


这个什么姨啊屁的功能,我们家晚上吃顿饭就能全部搞定——我负责车间、老婆负责财务、小姨子负责市场、弟弟负责采购、老爹负责仓库保管、小舅子负责看大门……饭桌上喊一声,就能实现什么的“打通”,我买你这个软件干啥?


这也不能光怪老板。在90年代,企业们还在野蛮生长和摸爬滚打阶段,“降本增效”对老板们是一个遥远的词汇,软件更是一个「成本选项」,而且这种「成本」远没有给采购的返点、给科长的红包、给洗浴中心和KTV的消费见效得快。


不懂信息化的觉得软件没用,懂信息化的又兜里没钱。在中关村卖过光盘的刘强东曾经评价道[8]:


中国人不是喜欢盗版,是因为微软卖得太贵了,如果你拿着100万创建一个互联网公司,50个员工,每人派台电脑,windows、服务器,数据库,做编程要用编程工具,如果在中国投资100万做一家互联网创业公司,你先要给微软交48万,一半的钱都要给软件公司,以奇高无比的价格购买正版软件。如果所有的中国企业都要用正版软件,大部分都要死掉。


有没有既需要数字化,又有充足预算的客户?有,政府、央企和大型民企等都是此类。但它们向来强势,拒绝接受软件对固有业务流程的改变,更喜欢让软件公司为自己量身定制。在它们眼里,软件公司跟建筑施工队无异,程序员就是按「人/天」结算的瓦工和力工。


而在生死线上挣扎的软件公司又不得不接受此种定位,这催生了大量「项目」公司,而非「产品」公司,从根本上改变了软件行业「边际成本为零」的底层商业模式:当海外同行在靠卖Licence赚钱时,国内公司们只能靠卖人头赚钱。


在今天,中关村软件园随便抓一个路人,也能指出中国软件的三大顽疾:一是企业数字化认识低,认为软件没用;二是定制化需求多且杂,「项目」导向而非「产品」导向;三是用户付费意愿和能力不足,软件公司难以积累利润投入研发。


IDG在90年代投资了「连邦软件」,这家公司曾经中国最大的连锁软件专卖店,开创了正版软件专卖店的先河。2000年是连邦软件的高峰,销售达到几个亿,但随后便退出了历史舞台。当年的明星软件公司洪恩、速达、前导也都隐入烟尘。


活下来的金山、用友等也在艰难度日。金山最难的时候账上只剩几百万,不够一个月工资,求伯君准备卖掉别墅,凑200万重新开始创业;雷军回忆当时:“我经常坐在沙发上,看着对面楼里的灯光,一点点熄灭,又一点点亮起来。”


这种环境里,软件厂商越做越穷,难以积累足够利润去投入研发和改善产品。比如微软office团队可以长期维持在2000-3000人的规模,而金山搞WPS的员工最少只剩下4个。最后是靠联想救场和游戏业务输血,WPS这颗独苗才活到现在。


到了20世纪初,中国软件行业似乎跟当时的日化、汽车等行业一样,属于“扶不起的阿斗”。而同样属于科技行业,隔壁搞硬件的联想已经小有名气,并在2004年收购IBM,搞电信的华为也已经把设备卖向全球,但软件行业却万马齐喑。


历史总是这样,它喜欢颠覆那些自以为是的剧本,然后又在绝望之谷里,投来一束意想不到的光。


02、风动: 当进城的老乡回村修路


旁观上铺兄弟踩到风口、直上云端是一种什么体验?这个问题让软件行业回答再合适不过了。


中国互联网比软件行业晚诞生大约10年左右,前者在80年代中期就已经萌芽,后者在90年代末才变得火热。当海外互联网泡沫奔涌回国内后,长期煎熬的软件从业者纷纷开始切换赛道,雷军就是其中典型,他曾经这样评价两个赛道区别:


(做软件)最痛苦的是当遭遇如同潮水一般的退货时,你守着一大堆过期的产品,在店面里看到污浊破损的包装,还不知道怎么处理。再看看互联网企业,它们太轻松了,系统每天早上升级,不用生产,不用发货,甚至不用推广,连广告都不用打,因为客户就在自家的网上。


事实上,早期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创始人,大都是做软件开发出身:张朝阳回国最开始想做防火墙软件;李彦宏早年在道琼斯为WSJ开发软件,丁磊靠写软件攒了创办网易的资金;马化腾在润迅、张志东在黎明、周鸿祎在方正都是做软件开发——中国互联网1.0的创始人们几乎就没有「互联网原生」出品的。


投资人也迅速转向互联网。IDG在投资金蝶5年之后退出,然后把重兵押向了互联网。合伙人牛奎光解释过背后的逻辑: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远快于企业级服务的发展,所有做企业软件的公司加起来都不如做互联网公司产生的利润多[3]。


毫无疑问,互联网「虹吸」了相当一部分本来属于软件行业的人才和资本。


软件行业挨了一巴掌,但随即便吃上了送到嘴边的枣:互联网革新了传统软件的商业模式,用户可以不再一次性购买,而是通过互联网部署的方式,按月或者按年来「订阅」软件,门槛大幅降低,这便是软件即服务(SaaS)的模式。


这种变化对于中国软件创始人来说是久旱逢甘霖,也是进退两维谷:落后国外微软、SAP、Oracle二十多年,好不容易找到本土打法,结果就碰上了软件行业的新变局,而之前PUA企业的那句「不上ERP是等死」的话也套在了自己身上:


不转型SaaS是等死,但转型SaaS可能是找死。


金蝶创始人徐少春是典型:Salesforce创始人喜欢在派对上把竞争对手的软件扔进垃圾桶,而徐少春则在过去6年累计砸了8次自家公司财产,其中包括个人电脑、办公隔断、象征自己身份的老板椅和自己做了二十年的传统“ERP软件”。


在业界每年关于“老徐今年砸什么”的笑谈里,金山、用友、金蝶等纷纷上云,算是拿到了云计算时代的门票。但门票不等于钞票,商业模式变好不代表企业就愿意付钱了,SaaS行业仍然会面临之前的难题。


这种背景下,SaaS行业最大的自黑段子出炉了:谁是中国的Salesforce?贵州茅台。


这个问题的解决可能要交给时间。腾讯产业互联网负责人汤道生则认为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[1]:“我主管过好几年腾讯音乐。早年第一步倒不是说怎么去建立付费的模式,而是你先跟监管机构一起树立对于IP的重视规则。社会整体对IP的意识,我觉得是慢慢进步发展出来的。”


但相比20年前,企业对「软件」的依赖显然大了很多。这引出了互联网带来的第二个变化:互联网渗透C端,带动了B端企业诞生了大量线上场景,比如以前零售公司以前在柜台卖货,现在则要在直播间卖货;以前餐馆点菜要喊服务员,现在扫码即可;以前登记客户信息要填表留电话,现在加上企业微信就行了。


有了数字化的「业务场景」之后,企业付费意愿能够进一步提升:以前只提降本增效,多数人在晴天的时候都不会想着去修房顶;现在则不光是降本增效,而是业务离开数字化工具就没法做了。而2020年的疫情,又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。


需求端在长期和短期的维度上都在发生变化,那供给端呢?


在To C业务上遇到瓶颈的互联网巨头们,显然把2B市场当作业务的突破口。而在2C领域积累的技术能力,也能顺滑的过渡到2B市场上去,比如在云基础设施、数据库、音视频、网络安全、人工智能等领域,「中国军团」跟海外巨头的技术差距,显然比90年代要小的多。


这些积累推动了中国计算机科学的发展。以腾讯为例,其在GitHub上贡献了超过170个项目,累计获得了超过44万Star(关注),连续四次对OpenJDK开源社区贡献全国第一(JDK15~18),也是中国唯一连续六年进入全球企业KVM开源贡献榜的云厂商。


互联网企业也给2B市场带来了增量的资金。如果翻开财报,阿里成立以来赚了6300亿,腾讯赚了5500亿,百度赚了1700亿,网易赚了1000亿。这意味着他们有更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,给2B市场——这个长期无法积累利润投入产品研发的领域——注入了宝贵的资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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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淀后厂村的百度、网易、新浪总部,毗邻中关村软件园


更重要的是人才:过去20年,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学生们背熟《程序员面试宝典》涌进大厂,理工科学生「转码」成为风尚,而大大小小的互联网公司储备了少到几百上千,多到到几万十几万的工程师队伍。这些队伍如果要靠之前的软件行业来「养活」,是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情。


所以,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:进城务工赚了第一桶金的老乡们,现在准备回村修路了。


03、边界: 数字化的第一性原理


一个当年在ERP领域的典型故事:


一家生产并配送桶装水的公司,为了解决客户打电话订水、接线员抄写信息效率低的传统配送方式,上马了一套专用软件。但很快就发现:以前接线员每半分钟就能处理一个电话,用了软件后每1分钟才能处理一个电话,效率下降50%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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